【文萃】新时代中国民族管弦乐创作概览

　　【文萃】新时代中国民族管弦乐创作概览在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音乐文化中，民族管弦乐堪称最具时代象征意义的一个文化存在。从1920年郑觐文（1872～1935）在上海创立“大同乐会”算起，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发展已有百年历史。进入新时代以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已成为文艺创作共同的时代主题；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引领下，包括民族管弦乐在内的中国音乐发展已呈现出新的走向，致力于民族管弦乐发展的音乐家们正以高昂的创作热情不断推出记录时代的声音文本。

　　据笔者统计，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民族管弦乐新作品竟有300多部（首）。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数字仅为近年为大型民族管弦乐队创作的新作品（包括协奏曲），尚不包括为民族乐器与交响乐队创作的协奏曲。进入新时代，中国民族管弦乐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形成了一支更为稳固的由作曲家、民乐的指挥家、演奏家共同组成的创作队伍。这种创作主体的多元化堪称当下民族管弦乐创作的一大特色。

　　首先看老作曲家顾冠仁。自1959年首次与马圣龙共同创作《东海渔歌》以来，顾冠仁的民族管弦乐创作至今已整整探索了60年。2012年顾冠仁受上海民族乐团委约创作的民族管弦乐序曲《蓝色畅想》以蓝天、白云、碧海、波涛这些充满朝气和的“意象”为表现对象，刻画了青年一代满怀豪情、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2018年他创作的中乐与昆曲“跨界交响”《牡丹亭》，将传统昆剧腔韵与大型民族乐团的交响性有机融合，完成了耄耋之年的又一次突破。透过老一辈作曲家的创作，我们感受到的是朝气蓬勃、与时俱进的艺术以及在题材体裁和音乐技术上不断开拓、勇于创新的可贵精神。

　　2019年12月，上海音乐学院第六届民族管乐周上演的“腾飞——朱晓谷民族管乐作品音乐会”则浓缩了这位作曲家20余年来创作的代表性作品。这位在民族器乐和舞剧音乐领域深耕多年的作曲家，至今已经完成了近600部（首）作品。在持续的艺术探索与实践中，他为自己总结摸索出了民乐创作“第三条道路”，既“扎根传统音乐，重视民间传统，又吸收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写老百姓听得懂，又具有时代气息的民乐作品，并能形成一定的独特风格”。在其2015年创作的民族管弦乐《治水令》中，全曲“灾”“难”“治”“凯”四个部分一气呵成，以凝练的笔法讲述了延续数千年中华治水的传承，赞颂了民族英雄为民治水的博大情怀。透过作品可感受到，朱晓谷在题材的选择上不仅展现出当代视野和人文纵深，在结构布局、调式和声变化、配器色彩上，也展现出努力使现代技法和民族风格有机地融合一体的审美取向。

　　从刘锡津的民族管弦乐创作中，我们亦能观察到这种时代特征。其创作领域一度十分广泛，涉及民族器乐、舞剧音乐、影视音乐、歌曲等多个领域。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在担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以来，他的创作开始更多集中在民族管弦乐方面，且展示出旺盛的创作力。其近作不再限于擅长的东北风格，而是将艺术视野拓展到更广阔的文化场域。民乐合奏《春晖》（2012）是以唐代诗人孟郊的经典诗作为题，谱写的一曲赞美人间最真切淳朴的母爱的颂歌。讲述了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故事的高胡与乐队《三元里》（2018）恢弘大气、感人肺腑，充分表达了故事的历史背景和中国人民英勇不屈、抗击外虏的英雄气概。新时代刘锡津的作品还有箜篌与乐队《丝海流音》（2015）、民乐合奏《莲花序曲》（2017）和《姑苏印象》等。

　　杨青的创作则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人艺术旨趣和精神品格的偏爱。如他近年来推出的一系列以“竹”为题的民族室内乐及管弦乐作品，都透过对“竹子”这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精神象征意味和美学意韵的符号，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生思索与竹之情态、意象相融联通，展现出当代艺术家对自身道德塑造和心性修养的追求。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线条”在传统艺术中的独特价值，并通过不断的创作实践，逐渐形成了一种在保持民族特色旋律、调式独特个性的前提下通过配置纵向和声语汇、特别是将横向音高叠加成为纵向和声（“纵合化和声”）的创作特色半岛bandao体育，使中西两种音乐思维有机融合、相得益彰。在音高组织上，杨青则以五度音响为核心，同时加入色彩性特别是具有地域风格的素材，并结合现代手法进行“陌生化”处理，使作品的深层基因与所要表达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达到高度统一。

　　王建民的创作以个性鲜明、品质精良著称。虽作品数量不多，但每推出一部作品都能获得广泛好评。其开创性的系列“二胡狂想曲”更被称为“现象级”音乐作品。无论是以贵州苗族《飞歌》为素材的“一狂”，以湖南民间音乐为素材的“二狂”，以新疆音乐为素材的“三狂”，以西北音乐为素材的“四狂”，还是以蒙古族音乐为素材的“五狂”，王建民从音高材料、旋律写作及主题设计、和声语汇及曲式结构布局，都用心构建起了一种具有强烈现代气质的“新传统”。他精准提取民族音乐素材的“基因”，并以自创的人工音阶对其进行发展加工，以摆脱原民歌的“原味”而呈现出一种“似而非似”的风格与韵味。这些做法都为当代的民族器乐创作开创出了新的道路。

　　刘长远作为一名学院派作曲家，在追求与众不同、脱俗的前提下，更注重音乐的可听性。其音乐总能将专业技术含蓄地融合在音乐形象的塑造中，而力求做到雅俗共赏。他近些年创作的民族管弦乐《忆》（2012）、箜篌协奏曲《空谷幽兰》（2014）、柳琴协奏曲《月下舞影》（2015）、民族管弦乐《丝竹的交响》（2018）等作品，均为中国各大民乐团的委约作品，并保持着较高的上演率。尤其在中国广播艺术团委约创作的四幕歌剧《莫高窟》（2018）中，刘长远还尝试用民族管弦乐队（仅加入少量铜管乐器）为歌剧伴奏，以此也扩宽了民族管弦乐队的艺术功能。

　　以上顾冠仁、朱晓谷、刘锡津、王建民、杨青、刘长远6位作曲家，也只能说是京沪民族管弦乐创作的代表。在京沪两大文化中心之外，全国多个地区都活跃着专注民乐创作的作曲家，如黑龙江的隋利军、辽宁的郑冰，广东的房晓敏，西安的周煜国，他们长期浸润在地域文化的滋养中，鲜明的地域风格在他们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标识和审美格调。同时，随着人生阅历、艺术积淀的逐步加深与成熟，他们又在作品题材、体裁、内容上不断突破，显示出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文化思考。

　　在民族管弦乐创作队伍中，作为“局内人”的演奏家、指挥家也一直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尤其是在事业发展初期，民族管弦乐创作较少得到专业作曲家的关注，故从郑觐文以降，彭修文、秦鹏章、刘明源、刘德海等大批演奏家、指挥家都不遗余力参与创作改编，并推出了一大批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由于他们对民族音乐文化素材有了深厚的积淀，并有多年丰富的舞台演出经验，还有对各种乐器性能和演奏技术的稔熟，故他们的作品往往因充分展现出了各自不同的艺术旨趣和个性而更能与听众的审美需求相通，并在拓展乐器的艺术表现力和演奏技法方面有所建树。

　　作为竹笛大师赵松龄先生的高足，蒋国基得到了先生演奏技术、乐器制作、音乐创作上的“真传”，进而多管齐下拓展自己的艺术场域。当年，赵先生研制了“U”型弯管笛，作为解决低音竹笛的笛管过长这一难题的创造性尝试。经过多年的摸索，蒋国基在乐器的制作工艺上进一步优化，还创造了“以缓治慢”的演奏技术来缓解因管体粗长、用气量较大导致的发音滞后问题。为了进一步推广弯管笛，让更多听众领略到这件乐器的魅力，蒋国基还主导创作了《雷峰塔遐想》（2013，谢鹏配器）等一系列弯管笛与民族管弦乐队作品。《雷峰塔遐想》是为弯管笛创作的首部大型作品，蒋国基经过长时间构思，最终选择以代表江南文化的文化符号“雷峰塔”为切入点，来展现传颂千年的蛇仙与凡人的爱情传说。“雷峰塔”古远沧桑的形象与弯笛低沉浑厚的音色堪称相得益彰、高度契合。

　　笛子演奏家王次恒的近期创作，则偏爱从中国传统诗词的意境中去获得灵感，进而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隽永、飘逸的气质。2014年，他到福建采风并游览清源山数次，并创作了《梦家园》。这部作品正是有感于当地灵秀恬静的自然景观和文人墨客的诗作雕刻，进而触景生情，作成此曲。这部作品不仅撷取了广东音乐、福建南音的音乐语汇，还加入了现代音乐元素，衍生出的是对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以及借乡音传递出作者饱含浓厚情愫的中国梦。

　　同是竹笛演奏家，张维良的创作则展露出更为大胆、先锋的特点。在近年推出的一系列主题音乐会中，他通过自己创作和委约国内外作曲家的作品等方式，来探讨了自然、水、大地等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主题。在具体表现手法上，更是尝试了现代音乐、“新世纪”（New age）、“世界音乐”（World Music）元素以及多媒体跨界等形式。虽然他的艺术创作多集中于室内乐和融合跨界领域而不在本文叙述之列，但透过三位当今具有代表性的竹笛演奏家的艺术实践，足以让我们看到当代民乐多元丰富的样貌。

　　（作者单位：《人民音乐》杂志社。原题《新时代中国民族管弦乐创作述略》，《音乐艺术》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子轩/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